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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05月23日
弘一法师——李叔同
发表时间: 2011-4-29    信息来源:佛教在线

     多才多艺的启蒙音乐家 李叔同

    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,李叔同是一位以创作“学堂乐歌”而著称的音乐家。同时,他在戏剧、美术、诗词、书法、篆刻等方面也有较深的造诣,特别是在我国近现代美术和话剧等方面,有着开创性的贡献,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充满传奇经历而又多才多艺的奇才。

名重一时的风流才子

  李叔同幼名成蹊,学名文涛,字叔同,成年后自取别号息霜、岸等,1880年10月23日出生于天津一个官僚兼盐商家庭,1942年10月13日在福建泉州圆寂,终年62岁。

  李叔同的祖父早年移居天津经营盐业和银号钱庄。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,字筱楼,自幼攻习儒学,后来考中举人和进士,曾在吏部任职,不久辞官经商,继承家业,成为天津巨富。李世珍有三个儿子,长子文锦早逝;次子文熙为清末秀才,后成为天津著名中医;李叔同是其父在68岁时与年轻的侧室所生。李叔同幼年丧父,受母亲的影响较多。7岁时受教于二哥,开始诵读《玉历钞传》、《百孝图》、《返性篇》、《格言联璧》等传统读本。当时,他虽不懂这些书的内容,却常把自己关在书房里诵读不怠。年龄稍长后,他就开始吟读唐诗、“四子书”及《古文观止》等,他还爱好书法和篆刻,也写得一手很好的篆字。由此可见,李叔同很早就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。

  李叔同16岁时入辅仁书院学习,17岁时随天津名士赵幼梅学习填词,同时从书法篆刻名家唐静岩学习书法和篆刻,小小年纪,已成为一位文采出众的才子。由于家庭的影响,李叔同18岁时入天津县学,写过多篇文章,并准备参加科举考试。后来,在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下,李叔同对康有为、梁启超等维新派领袖十分崇敬,相传还篆刻“南海康君是吾师”印章一方,以表其志。他曾说:“老大中华,非变法无以自存”。维新变法失败后,李叔同携母亲、家眷定居上海。当时,上海聚集了很多文人墨客,也有不少文化社团组织。在上海,李叔同感到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,应邀参加了由许幻园、张小楼、袁希濂、蔡小香等名士创办的 “城南文社”。他们以文会友,时常雅集相聚,还结为金兰兄弟,时称上海的“天涯五友”。由于李叔同才华出众,他的诗文常常在唱和应答中名列前茅,许幻园等人对他甚为倾慕、敬佩。许幻园还邀请李叔同移居自己的“城南草堂”,并亲自为他的居室题写“李庐”二字。李叔同在此如鱼得水,诗文泉涌,编撰印行了《二十自述诗》、《李庐印谱》、《李庐诗钟》等著作。许幻园夫人还写了一首赞誉李叔同的诗:“李也文名大似斗,等身著作脍人口。酒酣诗思涌如泉,直把杜陵呼小友!”不久,李叔同又与书画名家组织“上海书画公会”,编辑《书画公会报》交《中外日报》随报发送,他的诗、书、篆刻等作品常刊于此报,他也因此名声大振,成为闻名上海的书画名流。

  1901年,李叔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特班,与邵力子、黄炎培等同窗,成为蔡元培的得意门生。1902年冬,南洋公学发生罢课风潮,学生相继退学。1904年,爱国运动风起云涌,李叔同与黄炎培等在上海创设了“沪学会”,以“兴学”和“演讲”的方式,传播爱国民主思想。在“沪学会”的补习科,李叔同还讲授乐歌课。李叔同由此开始了乐歌的创作活动。

  青年时代的李叔同才艺出众,参加的艺术活动较多,又与艺伎坤伶时有交往,可谓是风流倜傥的才子。

惊世骇俗的“新世界之杰士”

  1905年4月,李叔同的生母病故,他和家眷一起扶送母亲的灵柩返回天津。在治丧时,他冲破传统的外丧或侧室灵柩不得进门入厅的习俗,力排众议,弃旧鼎新,不仅在家中为母亲举办“追悼会”,还不让家人穿白色孝服,全部改穿黑色服装,拒绝接纳丧仪,由吊唁者致悼词。他自己则坐在钢琴旁,自弹自唱悼歌。这一举动在当时可谓惊世骇俗。天津的《大公报》对此还做了报道,称赞李叔同为“新世界之杰士”。为表达丧母之痛,李叔同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哀。这时正是晚清末年,与许多知识分子一样,李叔同面对国家河山破碎和社会政治腐败、民不聊生的现实,在报国无门的苦闷心境下,决定东渡日本留学,探求救国之道。行前,他按《金缕曲》词牌填写《留别祖国并呈同学诸子》一阙,词中有“二十文章惊海内,毕竟空谈何有?听匣底苍龙狂吼。长夜凄风眠不得,度群生哪惜心肝剖。是祖国,忍辜负!”抒发了他离别祖国前的爱国情怀和抱负。

多姿多彩的留学生活

  1905年秋,李叔同抵达日本东京。1906年9月,李叔同考入位于东京上野的东京美术学校,学习西洋美术,同时在东京音乐学校修习钢琴和作曲。他不仅是我国第一批赴日学习西洋美术的留学生,还在日本著名戏剧家川上音二郎、藤泽浅二郎的指导和帮助下,与同学曾孝谷等人组织了一个话剧团体“春柳社”。后来,欧阳予倩等人也加入了该社。1907年2月,李叔同在为赈济国内徐淮水灾举办的义演活动中,在《茶花女》中饰演了女主角,首开中国人演话剧的先河,为中日有关人士瞩目。日本评论家松居松翁在《芝居》杂志上撰文写道:“中国的俳优,使我佩服的,便是李叔同君。当他在日本时,虽仅仅是一位学生,但他组织的‘春柳社’剧团,在乐座上演《椿姬》(作者注:即《茶花女》)一剧,实在非常好。不,与其说这个剧团好,宁可说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…… 尤其是李君的优美婉丽,决非日本的俳优所能比拟。看到这个戏,使我联想起在法国蒙得尔剧场那个女优杜菲列所演的茶花女……”同年7月,“春柳社”又公演了《黑奴吁天录》,也得到好评。李叔同在日本学习美术时,从素描写生入手,创作了若干裸体写生画,不仅表现出超群的绘画技艺,也表现出冲破陈规陋俗,大胆尝试探索的精神。后来,他回国教授美术时,也在国内率先开设裸体写生课。

兢兢业业的教学生涯

  1911年,李叔同学成回国。此时,由于经营不善,他的家业已经濒临破败。他不谙经商之道,经商也不符合他的志趣,所以他对此也并不十分看重。回国后,李叔同以教师为职业,继续从事乐歌和图画教学活动。他先在天津直隶模范工业学堂教授图画,1912年初离开天津南下上海,就职城东女学,教授文学和音乐。同年,他应柳亚子之邀任《太平洋报》广告部主任。1912年夏,《太平洋报》负债过重,大有停办之趋势,李叔同于是应浙江省立两级师范学校(1913年改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)校长经亨颐的聘请,赴杭州任该校图画和音乐教师。从此,他一改西服革履的着装,改穿长衫布鞋,过起了朴素清苦的教师生活。当时,夏丏尊、马叙伦、沈尹默、姜丹书等名流也在该校任教,学校的声誉很高。李叔同到该校任教后,由于师德高尚、学识渊博,深受师生爱戴,图画和音乐这两科原本比较薄弱的课程,地位也因此得到很大提高。

  作为一名教师,李叔同对学生在学习上要求严格,在生活上关心备至,他曾用自己的薪水帮助学生刘质平出国深造。在教学中,李叔同亲自编写各种讲义,他撰写的美术史教科书,是中国人自行撰写的第一部西洋美术史。李叔同以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和西洋音乐、美术学养,及其人格魅力和敬业精神,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和美术的优秀人才,在我国近现代文化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我国“五四”时期不少著名的音乐家、美术家和作家,如丰子恺、刘质平、吴梦非、李鸿梁、潘天寿、曹聚仁等,都曾受到过他的教诲。

  李叔同在音乐教育实践中,始终把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放在优先地位,这与他的老师蔡元培美学思想的核心内容“人格审美教育”不谋而合。在这方面,李叔同的同事和学生有过许多赞誉和评说。夏丏尊曾说:“我和弘一法师相识,是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校任教的时候……当时我们已是三十左右的人了,少年名士气息,忏除将尽,想在教育上做些实际功夫。我担任舍监职务,兼教修身课,时时感觉对于学生感化力不足。他教的是图画音乐二科,这两种科目,在他未来以前,是学生所忽视的。自他任教以后,就忽然重视起来,几乎把全校学生的注意力都牵引过去了。课余但闻琴声歌声。假日常见学生外出写生。这原因一半当然是他对于这二科实力充足,一半也由于他的感化力大。只要提起他的名字,全校师生以及工役没有人不起敬的。他的力量,全由诚敬中出发,我只好佩服他,不能学他。”丰子恺曾说:“他教授图画音乐,有许多其他修养作背景,所以我们不得不崇敬他……他做教师,有人格作背景,好比佛菩萨的有‘后光’。所以他从不威胁学生,而学生见他自生畏敬;从不严责学生,而学生自会用功。他是实行人格感化的一位大教育家。我敢说,自有学校以来,自有教师以来,未有盛于李先生者也。”曹聚仁曾说:“在我们的教师中,李叔同先生最不会使我们忘记。他从无怒容,总是轻轻地像母亲一般吩咐他们……同学中也有愿意跟他到天边的。也有立志以艺术作终身事业的。他给每个人以深刻的影响。”学生对李叔同,也心存感激。比如,刘质平不但视李叔同为恩师,更终身以慈父侍奉之。李叔同出家后,一次他大病尚未痊愈,有位高僧请他赴西安宣示佛学,他自知此行生死难卜,临行前立下遗嘱。刘质平见到遗嘱后,料想老师此行凶多吉少,便立即跑到码头,苦苦相劝,最后把李叔同背下船来,送回原地继续养病。

  1918年农历七月十三日,李叔同结束世俗生活皈依佛门,出家为僧,法名演音,号弘一,最终成为佛教的律宗大师。

对近现代音乐的重要贡献

  李叔同为我国近现代音乐作出了许多卓越贡献,一些贡献和成就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具有开创意义。

  1905年,李叔同曾手书《祖国歌》的词谱,作为“沪学会”补习班的唱歌教材。这首以中国民间乐曲《老六板》为基本曲调的歌曲,抒发了强烈的爱国热情,深受青年学子们的欢迎,很快由上海传唱到其他城市,产生了很大影响。1905年,李叔同编印出版《国学唱歌集》,歌词选用了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、唐宋诗词等,表现出作者深厚的“国学”底蕴和对国学的重视。

  1906年,李叔同独自在日本创办了《音乐小杂志》,在日本印成后,寄回国内发行。这本杂志虽然只发行了一期,却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第一本音乐杂志。这本杂志包括图画、插图、乐史、乐典等栏目,除乐典、三首词作、部分插图的作者是日本人外,其他内容(包括封面设计和水彩画)均出自李叔同一人之手,署名“息霜”。他在杂志的“序言”中写道:“盖琢磨道德,促社会之健全;陶冶性情,感精神之粹美,效用之力,宁有极欤!”他论述了自然界各种音响给人的不同共鸣和感受,并认为将自然界的音响加工成“音乐”,就能发挥巨大的社会功能。这篇序文也体现了李叔同的音乐启蒙教育思想和音乐观。

  这本杂志还刊登了李叔同填词编写的三首乐歌:《隋堤柳》、《我的国》和《春郊赛跑》。《我的国》是他根据自己在上海时写的歌词,选用一首日本乐曲

  编成,豪迈壮阔的歌词充满爱国激情,表达了他希望祖国富强的强烈愿望。李叔同弹奏并吟唱这首歌时,为饱受列强侮辱的祖国和被称为“东亚病夫”的人民而揪心阵痛。《春郊赛跑》采用德国歌曲《木马》的曲谱,歌词写道:“跑跑跑!看是谁先到。杨柳青青,桃花带笑。万物皆春,男儿年少。跑跑跑!锦标夺得了。”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和健康快乐的情感。

  李叔同还根据日本石原小三郎的《西洋音乐史》中的资料,编写了介绍音乐大师贝多芬的文章《乐圣比独芬传》,并用炭笔精心绘制了“乐圣比独芬像”。李叔同不但是第一位向国人介绍贝多芬的中国人,也是尊称贝多芬为“乐圣”的第一人。李叔同在《昨非录》一文中,还对音乐简谱和五线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,“十年前日本之唱歌集,或有用1234之简谱者。今则自幼稚园唱歌起,皆用五线音谱。吾国近出之歌唱集与各学校音乐教授,大半用简谱,似未合宜。”他还针对自己刚出版不久的《国学唱歌集》未能身体力行使用五线谱而痛悔自责:“去年余从友人之请,编《国学唱歌集》,迄今思之,实为第一疚心之事。前已函嘱友人,毋再发售并毁版以谢吾过。”

  1913年,李叔同在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时编辑《白阳》杂志,他在杂志上刊登了介绍西洋乐器的文章和他自己作词作曲的合唱曲《春游》。这本刊物还包括文学和美术方面的文章,从音乐方面来看,它可以看作是《音乐小杂志》的姊妹篇。

  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的启蒙音乐家和乐歌作家。我国近现代音乐起源于大多用外国曲谱填词的“学堂乐歌”,李叔同就是“学堂乐歌”的重要作者。李叔同填词和选曲配词的音乐作品有近百首,确切数目已无从考证。丰子恺和裘梦痕合编的《中文名歌五十曲》中收录的大多是李叔同1912年至1918年所作的乐歌。歌集一经出版,就被各地学校选作教材,连续再版十次,成为中国近现代传播时间最长、发行量最大的教学歌曲集之一。丰子恺在这本歌曲集的《序言》中指出:“李先生有深大的心灵,又兼备文才与乐才,因而当时能兼作词曲者,只有李先生一人。”文中虽然难免对恩师的溢美,但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李叔同在乐歌创作中的地位。

  李叔同的音乐教育思想也贯穿于他的乐歌创作中。李叔同编写的乐歌,体现了他“促社会之健全”和“感精神之粹美”的音乐观,影响深远。早在 1904年“沪学会”时,李叔同就邀请沈心工在“沪学会”文化补习班开设乐歌课,自己也一起听讲,接受音乐的启蒙教育。当时,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,需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。李叔同在“沪学会”教唱的《祖国歌》,词曲配合贴切,主题鲜明,富有浓郁的民族音乐特色,歌颂了中华文明古国,抒发了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。他出家以后,虽专心研究和弘扬佛学,但在“念佛不忘救国”思想的指导下,仍应邀创作爱国歌曲。他这一时期的作品,结集为《清凉歌集》,1936 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。

  李叔同创作的乐歌艺术水平很高,尤其在多声部合唱歌曲方面具有首创性。他的《春游》是我国最早的一首三声部声乐作品,也是中国作曲家运用西洋作曲技法进行多声部音乐创作的最早探索。这首歌的和声和曲体非常工整,旋律优美,自然清秀,堪称校园歌曲的典范。

  李叔同歌曲中流传最广、影响最为久远的一首乐歌是《送别》。《送别》的歌词实际上是他“悲欣交集”人生的真实写照,感人至深,与稍加改动的美国作曲家奥德威的曲谱搭配得天衣无缝。其中有一句歌词在流传中产生了不同版本:有的人采用“一瓢浊酒尽余欢,今宵别梦寒”,有的人把这句中的“瓢”唱为 “觚”,有的人唱为“斛”或“壶”。对此,由于迄今没有见到李叔同手书的《送别》歌词,很难做出鉴别。《送别》最初公开发表的版本是丰子恺、裘梦痕合编的《中文名歌五十曲》,该书《送别》歌词中是“一瓢浊酒尽余欢,今宵别梦寒”。后来,丰子恺又编了《李叔同歌曲集》,此书收入李叔同作词作曲或填词的歌曲作品32首,歌词全部是丰子恺的毛笔楷书,所收《送别》的歌词中,这一句也是“一瓢浊酒尽余欢”。因此,有人认为“丰子恺版本”的可靠性无可怀疑,应视为正宗原版。但“瓢”一般是用来舀水或撮取面粉等的器具;而“觚”却是古代一种盛酒的器具。据此,也有人对“丰子恺版本”的可靠性提出质疑,认为“觚”与 “瓢”字形相近,可能是丰子恺在书写过程中有误。

  《送别》在传播过程中出现了“觚”、“瓢”、“斛”、“壶”等版本,莫衷一是。不过,我对这一句中采用“斛”、“壶”的版本不以为然,一是缺乏根据,二是像李叔同这样的文人不大可能在作词中用“斛”或“壶”。

  这首歌曲还被电影《早春二月》和《城南旧事》分别选作插曲和主题歌,广泛传播,至今仍久唱不衰。它也是我几十年来最喜爱的歌曲之一。

  李叔同由一个富家风流公子和文坛名士,变为一个剪掉辫子改穿西服的留日学生,变成一个西装革履佩戴金丝眼镜的报纸编辑,变成穿长袍马褂足蹬布鞋的教师,又在中年决然皈依佛门,以苦行僧而终其一生……可以说,李叔同把他在人生的各个阶段中的角色,都发挥到了极致。因此,我总是把他看作“近代的唐伯虎”,有所不同的是,唐伯虎没有出家。不过,李叔同给我挥之不去的深刻印象,还是他那首令人百唱不厌的《送别》。

  李叔同从日本留学回国到1918年出家为僧的几年,是他艺术教育和乐歌创作最重要的时期。在我国音乐教育刚刚起步,对是否需要音乐教育尚有不同意见的情况下,他毅然选择了音乐和美术教育工作,并全身心地投入,是十分难能可贵的。可以说,李叔同是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先驱者,是多才多艺的启蒙音乐家。http://music.fjnet.com/ysrs/nr/201011/t20101116_83947.htm